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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方言那么多,皇帝如何听懂大臣说话?丨视知地图炮

2017-04-06 马马马 视知TV

方言带来的交际障碍能有多大?在普通话从娃娃抓起的今天,不少人可能从来都没想过这个问题。

 

这则民国旧闻可能会让你比较惊讶:语言学家周有光和《边城》的作者沈从文不仅是连襟,也是一生知己。但周有光曾对夫人张允和坦白说:“沈从文的话我有两成听不懂!”张允和骄傲道:“我只有一成!”

 

张氏姐妹是安徽人,沈从文是湖南人,周有光是江苏人,民国时代政府已经推行了国语,教授名媛间说起话来尚且鸡同鸭讲,那么再上溯几百年,古代皇帝上朝的时候,怎么保证能听得懂来自两广两江的大臣们在向自己汇报些什么鬼?



接下来你将看到:


   ● 四爷让全国百姓学会了说官话

   ● 长安音、洛阳音都曾是标准音

   ● 元代“普通话”跟现在的普通话相近

   ● 官话往往不是最好听的


企图移居苏南然而死都学不会吴语的实习编辑 / 马马马

 


四爷让全国百姓学会了说官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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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幅员辽阔,口音杂异,村村有方言,市市不相同。虽然有不依赖口语的汉字书写系统作保障,但是毕竟不能漂在异乡只靠笔谈。


更何况,历朝历代中国都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识字,所以为了维持国家统一,保障政令传递,从先秦开始,政府推行民族共同语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。

 

构成语言三部分——语音、词汇、语法中,语音的变化是最快、最影响交际的。所以历代建立民族共同语的举措,常常首先体现为规定标准音,也就是


“正音”。

 

在“正音”这件事上贡献过心力的皇帝有许多,但最有激情的,恐怕还是雍正帝。也正是他,让老百姓都学会了说“普通话”。

 

《雍正帝行乐图》


不知为何,雍正对口音之事非常敏感。他对闽广官员带着乡音的官话上朝非常反感,还因此怀疑他们的做官能力。

 

朕每引见大小臣工,凡陈奏履历之事,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,不可通晓……赴任他省,又安能宣读训谕,审判词讼,皆历历清楚,使小民工晓乎?”

 

于是,雍正命令福建、广东两省督抚聘用能讲标准“官话”的教官在各省从教,建立正音书院,并且要求童生秀才举人们八年内学好官话,否则就不许参加科举考试。

 

雍正一声令下,掀起了清帝国大规模学习官话的热潮,不仅官员的乌纱帽和官话挂了钩,连做官无望的百姓也不得不学。

 

康熙曾经颁布过十六条《圣谕》,教导百姓如何做良民。雍正对父亲的文化遗产无比重视,他亲自把《圣谕》十六条扩写为上万字的《圣谕广训》,要求各地设立宣讲场所,每月两次由地方官员向百姓讲解。

 

由于清代官员任职要回避本省,所以地方官都是外省人,不通当地方言,宣讲时只能用当时全国通行的“普通话”——官话。因此《圣谕广训》所到之处,连百姓都懂官话。

 

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,到了十九世纪中期,官话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了。1867年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在《语言自迩集》中提到:


官话作为口语媒介不只是属于官吏和知识阶层,而且属于近五分之四的帝国民众”。

 

对现代汉语研究贡献很大的威妥玛


大部分朝代都有标准音,但并不强求百姓学习,所以这大概是先秦以来波及面最广的一次正音行动。如果雍正地下有知,棺材盖会不会按不住?

 


长安音、洛阳音都曾是标准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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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历朝历代都有标准音,那所谓的“标准”究竟是什么?


官方在规定标准音时,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:祖宗怎么说、首都怎么说、经济文化中心怎么说。具体来讲,不同朝代略有差别。

 

黄河流域是汉民族的发源地,从西周到南宋的两千多年,尽管历经朝代更迭、国都变换、南渡北迁,但以长安洛阳语音为基础的“中原正音”一直是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。在南朝、南宋等特殊时期,中原音更是寄托了士人收复故土的执念。

 

当然,“中原正音”从来不是一个凝固的系统,在经历了声母韵母声调的数量增减、发音变化等非常复杂的演化之后,今天的陕西话河南话已经与当年的中原音有很大不同。

 

甚至即使同为“中原音”,唐宋和秦汉也大不一样。想在现代汉语中寻找一种完全等同于古代“中原正音”的方言,注定是一种徒劳。

 

《切韵》音系与现代各方言声韵调数量差异

 

最早关于标准音的记载,出现在《论语·ž述而》中:“子所雅言,《诗》、《书》、执礼,皆雅言也”。主流观点认为,“雅言”指的就是西周时代以镐京(今西安市长安区一带)语音为标准音的华夏民族共同语。

 

春秋战国诸侯割据,不同地区方言差别逐渐扩大,以至“言语异声,文字异形”。秦始皇“书同文”,从文字方面统一语言。到了西汉,大一统格局定型,西周“雅言”发展为全国通用的“通语“,以首都长安语音为标准音。

 

东汉之后,士族习惯用以洛阳语音为标准的“中州正音”。永嘉之乱,中原士族南渡,将洛阳音带入吴地。洛阳音和吴越土语结合后产生了金陵音。

 

同时,北方方言受到了少数民族语言影响,北朝颜之推将这种现象概括为“南染吴越,北杂夷虏”。但是无论长江南北,当时的士族都坚持讲中州音,南北方庶族百姓则分别开始使用金陵音和北地方音。

 

至此,汉民族方言出现了南北分化,不过按照陈寅恪等人的考证,当时总体来说更接近“中州正音”的是北方方言。

 

衣冠南渡

 

隋初,陆法言编纂《切韵》(成书于公元601年)一书,提供了以洛阳音为基础,综合金陵音成分的“中原正音”范式,成为隋唐时期读书做官、吟诗作赋所用的唯一标准音。

 

唐宋两代的《唐韵》、《广韵》等韵书都是以《切韵》提供的标准音范式为基础的。即使在南宋定都杭州后,士人仍以洛阳音为正宗,陆游在《老学庵笔记》中写道:“中原唯洛阳得天下之中,语音最正”。

 


元代“普通话”跟现在的普通话相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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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情到元代起了变化。标准音开始从中原音向南京音和北京音转变。促成这一变化的,除了政治经济因素以外,还有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红楼梦》等以江淮和北京方言写成的文学作品的流传。

 

《金瓶梅》的语言

 

元代尽管大多数汉族士人还坚持着中原音的正统地位,但大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,大都语音的地位也呈上升趋势,被称为


“天下通语”。

 

周德清的《中原音韵》(1324)一书虽然标明“以中原为则”,实际记录的是大都为中心的北方话语音系统,与现代普通话相当接近。

 

从明初到清中叶,虽然官方依旧号称以中原音为正统,但是在现实生活中,标准音已经明显体现出南京北京官话的特点。明初定都南京,永乐迁都后大批江淮移民北上,将南京官话带入北京城中,虽然明代中后期北京政治地位日益提高,南京却保持着文化中心的地位,其方言影响力也与北京官话分庭抗礼。


明初朝鲜人的汉语教材《老乞大》、《朴事通》以北京话为标准音编写。朝廷太监想帮助传教士利玛窦们学习“纯粹的”中国话时,则送给他们南京男孩。


元末明初朝鲜汉语课本《老乞大》

 

大约在清中叶,标准音完成了从南京话到北京话的转变。民国初期几经波折,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“国语”最终确立了现代民族共同语的地位。

 


官话往往不是最好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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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规定标准音时,不太会考虑是否时髦好听的问题,但宫廷和士人阶级从未停下追求语音之美的脚步。

 

汉武帝扩建乐府以来,南方民歌源源不断地进入宫廷,到南朝更是达到顶峰。南朝徐陵《玉台新咏》收录大量南方民歌和文人仿作,宋郭茂倩《乐府诗集ž清商曲辞》中以建邺(现南京)为中心的《吴声歌》也都柔媚而夹杂方音。

 

即使一心收复失地的辛弃疾,也赞叹“醉里吴音相媚好”,宋代诗人惠迪则说吴音是“不禁风力遥飞去,却引余音过别条。”吴侬软语虽然从未获得标准音的地位,时不时还被皇帝嘲笑,却为不同时代的诗人们所迷恋。

 

处于同样地位的还有现代的粤语。粤语歌唱遍中原大地,粤语到底是一种方言还是独立的语言在海内外学者间争论不休。


洛杉矶中国城里经常碰见除了粤语什么都不会说的老人家,以及只有粤语、英语交流的茶餐厅。粤语区可以群嘲普通话粗糙,普通话区想争论一下我们说话才最好听却总也没底气。

 

 

但这就又涉及到了选定民族共同语的标准与初衷。民族共同语要符合大多数人的语言习惯,要易学好说,方便交际。

 

正是基于这些理由,古今中外成为共同语基础方言的,大多不是语音最丰富好听、最时髦的那一种,而是属于首都的、使用人数最多的、比较简单的那一种。


参考资料:


陈寅恪,《东晋南朝之吴语》,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1年;

曾晓渝、刘春陶,《<切韵>音系的综合性质再探讨》,《古汉语研究》,2010年第1期;

武春野,《“北京官话”与书面语的近代转变》,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2011年4月;

封传兵,《明代南京官话的语音系统及其历史地位》,《中南大学学报》,2014年8月;

曾晓渝,《明代南京官话性质考释》,《语言科学》,2016年3月;

史睿,《北朝士族音韵之学与南北交聘》,《文史》,2016年第4期。



- 姿势互动 -


北京话、上海话、粤语...最好听的和最难听的方言分别是?


(拉到文末,“写留言”告诉我)



END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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